| 文章：《中国对外经济法规汇编》的前前后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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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6-14 15:07 文章来源：商务部离退休干部局 |
| 文章类型：原创 内容分类：其它 |
商务部老干部 阮波
中国对外改革开放以后，我思考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出什么样的书，以便让世界了解中国，促进我国外贸健康发展。考虑的第一本就是法规，因为中国的法规本身就不太健全。我们正在建设一个法制型的国家，所以更有必要出这样的书。
1982年，我就有了这样一个创意：寻找国外合作出版。合作出版的原因就是想要出一部有权威性的书。最好是国际法庭作为依据版本、权威版本，仲裁律师的依据版本，要这样的书才有价值。调查到联合国法学会下属有个出版机构叫CCH，原是芝加哥大学100多年前建立的出版机构，至今仍位于芝加哥一个五百英亩大的古城堡里。当时中国日报的合作伙伴Face fon先生，澳大利亚驻中国第一任大使，他正运做一间咨询公司，Face fon咨询公司，来华访问。我当时就在北京饭店使用人民日报的窗口，在那里办公。正好Face fon先生来拜访我，我就向他提出：能不能寻找合作出版的对象。他就提出了CCH，正好和我了解的一致，那我就开始了准备工作。
当时我这个点子非常好，这部书正好可以和国际法学会的书配套。他们已经出了一百几十个国家的红本，成为国际法庭的权威版本。那么中国也要这样出。出版的方法上，除了版面设计等等有其独特风格和专利以外，我方为出好此书，提出了许多新方案，得到外方表彰。中国因为是一个远东国家，西方世界把我们看得比较神秘，所以我们在出版节奏上还应该更快。让他们能够及时了解中国，并不是一个守旧的神秘国家，而是开放的。于是我就跟Face fon先生说：我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中国法制委员会、法工委在人民大会堂颁布整套法规，第二天、第三天在人民日报上颁布。我的工作想做得超前一点，争取人民日报公布这套法规的那一天，我的英文稿也由CCH同时推广到全世界十大主要城市，那就是纽约、伦敦、巴黎、悉尼、多伦多、东京、罗马、布鲁塞尔、马德里、开罗等全世界最著名的十大城市。他说这个主意很好，但是你们中国的工作能力和效率能做得到吗?我说事在人为，我去试一试。如果我们努力而做不到，那我是无能为力了；如果我们只要克服困难就能做到，那我一定这样做。
果不然我就与法工委协商，当时法工委委员会的负责人是朱学范主任，朱学范是我们敬业中学的老学友，我算是他的晚辈了。他听了以后很高兴。法工委副主任裘劭恒教授，原任上海外贸大学的校长。我向他组稿，请他写序言。他非常高兴地说：“对外贸易的法规能够这样子做，那我们肯定要支持。改革开放，法规是工具书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来想办法。”
这项工作最主要的就是组织翻译班子。我就说：翻译的工作希望邱教授你跟我一起来审定。他说当然，重要的都是我来审定。有些可以请北大的教授帮忙。这样就由北大和法工委共同组建了一个班子。展望出版社做些跑腿组织工作。当时出版的第一个法规我记得就是中国对外法律法规，第二个是海关法。这两本打出去以后全球轰动。正好我在英国要和REED合作签字，BBC来采访我，又恰巧是这一天法规出台，BBC正在报道法规的出版，这一下中国展望出版社通过BBC轰动了世界，BBC用五国文字连续报道了七天。跟踪采访我，包括了与REED的合作，签署了33个高科技外贸刊物引进中国的项目；第二是十四个开放城市出英文版的刊物；再者就是法规的出版；还有一本就是工具书，外贸常用词汇中英文对照。这一切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尤其是跟REED的合作。报道说中国对外贸易促进会动员REED到中国来合作，花了16年的时间都不肯来，阮女士一次采访，一次会谈就成功地请到了REED进入中国。所以他们觉得阮女士神秘得不得了，用什么方法说服了REED那么大踏步的合作?而且马上派了9人的工作组到中国去调查怎么个合作。方案都是由展望出版社提出来。我们就提出来，一定要专业对口去调查；编辑队伍重新组织，电子、电力、医药、激光、机械这几个主要的行业都要他们配备专业化的编辑。然后他们到中国来，由我们接待，送他们到中国科学院、中央的各部委去进行采访调查。
那么，我们在中国国内就组织一批高级工程师、大学教授、研究员来展望出版社开会，对口会谈，或者是深入到大学去会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对外法规的工作也做了，同时把这几本书也全面地铺开了。但是，我们重点还是先抓的法规，我对我的干部讲这是我们的重工业，我们出版社的重武器，杂志是轻武器。但是重武器和轻武器是应该同步协调进行发展的，这样才能配套，读者才能真正从中得到收益。如此，法规在1982年的10月正式出版。活页红本大16K是CCH的专利设计每年更新续进去，前言请的是裘教授写的。裘教授也是世界著名的大律师，他是在东京法庭出庭，参加了审判日本战犯的著名律师。对于我国提出的东条等四十几人为日本战犯的问题有争议，裘教授在国际法庭上的演说博得了全世界的掌声，这样才定下了这四十几人为战犯、侵略者。另有台湾被日本抓起来的几位被奴役的劳工，强烈要求日本释放，并要求日本向台湾道歉，这也是裘教授在国际法庭上，义正严词地陈述，并得到了世界公正的支持。他的这两篇演说，是世界著名律师档案里的不朽之作。所以我就请他给我写前言，销量直线上升。CCH对我的工作佩服得不得了，说这位女士想得很细致，怎么样抓读者，怎么样让工作精益求精，都考虑得很全面。这样我们之间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主动地提出来把我们的版税提到22％，这是破天荒的，全球都没有的，这是靠我们自己的智慧和工作态度，优秀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良好的工作效率得来的。
《对外经济法规贸易汇编》出版以后，又引起了全球轰动，十大城市同一天出版的效果可想而知。得到了我国法工委的支持，还有北大、人大教授们的支持，还有中央各部委的支持。尤其是国务院的条法局，外贸部的条法司、这几个主要部门给我们的支持。所以这个组织工作量之大，是一般的出版社没法比的，我们的编辑、翻译非常辛苦。可是我们都很开心，能够为国家做出了一些成绩，是我们的荣耀。
最让我们高兴的是1984年，外经贸部有一条货船，承载的商品是中国制造的日用品，运到埃及靠岸，然后销售到非洲。因为我们当时改革开放刚开始没多久，外贸上只有离岸价，没有到岸价。而象埃及这样的西方国家都是离岸价、到岸价同时报，不报就不能靠岸，要特批。当时的船长很聪明，他说：我们的法规上只有离岸价，没有到岸价。对方说：你的法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只在你们国内通行，国际上不通行，我们不能认可。“不对”，船长说：“我们这个是联合国法学会的。”对方让我们拿出来看，一看，还真是联合国法学会的。“好好，这是国际通用版本，那你们还要给我们到岸价。但可以先靠岸，再商议。”
船长马上打电话回国，联系海关和外经贸部，报到岸价。郑拓彬部长接到这个电话后，虽是晚上九点多钟了，还是连夜打电话到我家：“阮波啊，你做了一件大好的事情啊。要不然我们4亿美元的货都要丢到大西洋去了。回来不合算。现在让我们靠岸了，到岸价报给他就可以了。请你再送一套书给我，我明天要到国务院去报告。我们正在筹备国庆35周年，外贸方面的建设成果奖，这套法规在国际上成功发行，而且成为国际通用版本，是我们的重要成果。我们应该把它摆放在展厅里。”他急得当天夜里就要来拿书，后来商定第二天一早拿了书再去国务院。我们的感情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法规汇编出版后，法国巴黎大学教授漆竹安来采访我：“你如何想到出这样一部大书?太好了，可不可以送我一套。”我送了，巴黎大学以此书为教材，影响也很大。以后，他们和CCH定货。
1985年5月中国对外广播电台名记者杨淑英采访我，她妙笔生辉，刊物用43国文字发表，播音也是43国文种向国际播放，正好与BBC播出时间同步，其影响力之大可想而知了。
这套书真正达到了我们预期的效果。在这套书的宣传工作上，说实在的，展望没有做什么宣传，也没登报，都是CCH自己做。国际上都是ABC、BBC、NHK、澳大利亚电台等主动跟踪报道。展望的声誉就是靠这套书在国际上建立起来。1983、84、85、86这几年，这十大城市几乎每天都有展望的报道。只要我们出版一本书，哪怕我们只是翻译一本书，他们都很敏感。“这个出版社是富于追求时代感的”，“是追求新思想、新观念，让年轻人学到世界知识的一个好出版社”，国际上都这么评论。“真正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旗帜”。香港更是长篇累牍地报道我们。因为我原来还有两个画展的影响，所以他们联系起来了，说这位女士创新意识特别强。画展办的别具特色，现在出版又如此的成功。
1988年9月CCH芝加哥董事长、副董事长一行12人访华，中国三位副总理接见了他们，王任重副总专门接待时，梅益和阮波陪同（见照片①②）所以这套书的影响可以说是深入民心。
使我更为惊讶的是，CCH于2005年5月26日为纪念《中国对外法规》正式向全球发行20周年之际，他们竟然专程来中国，于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大会。我因病卧在上海不能出席，他们便设专线电话让我发言，且授予我奖状、奖杯（水晶杯上隽刻了：《奖给际波女士红书出版终身成就奖》）和无线网络卡一个。因我缺席，就等我病愈回北京后，美国代表又专程于7月28日下午在国际大厦CCH驻中国办事处大厅内补办了授奖仪式。其实，我做的工作只是具体的编辑出版的组织工作而已，他们为此隆重纪念的意义在于对中国法规建树的祝贺。我在此也为中国的法规工作者为中国法规建树的丰碑祝贺！感谢CCH为中国法规的宣传所做出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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