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心系祖国人民 促进友好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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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6-30 08:42 文章来源：商务部离退休干部局 |
| 文章类型：原创 内容分类：其它 |
商务部老干部 朱纯白
2006年６月
从坐外航 到谈通航
1961年夏,我受外贸部委派,随同我国驻索马里使馆首任商务参赞陈文栋同志一起出国工作. 但是,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还保持这与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仅有48个,国人走出国门多有不便.回忆当年我们从北京出发,经广州、深圳，从罗湖口岸出境，在香港停留数日，然后搭乘英航（当时称“英国海外航空公司”），航班飞往开罗，再换乘意航航班经阿斯马拉、亚丁，经过半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抵达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曾率庞大中国远洋船队曾经到达过的史书上称为“木骨都束”的新独立国家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
记得在香港启德机场登上英航班机的时候，我不无感慨：什么时候才能坐上我们自己的国际航班啊！二十五年后，时任驻意使馆商务参赞的我突然接到意大利国家航空公司（ALITALIA）董事长秘书的电话，说董事长想马上见我，并说董事长已派车前去接我。我说我可以自己去，但对方坚持一定要坐董事长的专车。我抵达位于新罗马的意航总部，见到了董事长，话题是他计划三天后访华商谈中意通航问题。我即表示欢迎，允即向民航总局报告安排接待，并允发给去华签证。会谈后，董事长又提出一起见记者，电视台随即做了报导。意航董事长如期访华回来不久，民航总局即派柯德铭副局长率团飞抵罗马予意航续谈落实通航事宜。我参加了会谈。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民航总局指定时任民航驻法兰克福办事处首席代表、后任驻罗马办事处首席代表的马英林同志即赴罗马，待他赶到谈判桌前坐在我旁边时还不知道究竟为何匆忙将他叫来。我告诉他正在谈中意通航问题。可见一切安排在匆忙之中。谈判很快达成协议。当年６月３０日，中国民航首航罗马成功，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中国驻意大使、意交通运输部长等各界人士出席了首航仪式。七百多年前，马克波罗曾用七年时间方始抵达元大都即北京。如今，北京－罗马直线飞行仅需十个小时。两国直航架起了联系中意两国人民的空中桥梁，为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增强和合作的发展做出不断造福人民的积极贡献。
无私援助 兄弟情谊
六十年代初，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许多亚非国家摆脱殖民统治纷纷取得独立。索马里于１９６０年结束联合国“托管”，取得独立，随即与我国建交。像许多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一样，索马里经济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为，医疗卫生条件极差。我国当时国力有限，但仍向非洲兄弟伸出了无私援助之手。１９６３年，索马里总理舍马克应邀访华后，我国外经部随即派出专家组赴索马里考察项目。我陪同齐庆寿等同志坐上索马里空军司令驾驶的连门都管不严的旧式直升飞机前往南方，选择未来水稻农场场址。一路上有惊无险。吉普车在灌木从中几乎迷路，大象的脚印到处可见，后来终于找到了道路和水源。１９６４年２月，周恩来总理在访问索马里期间，在摩加迪沙体育场群众欢迎大会上代表中国政府宣布“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得到了亚非国家普遍欢迎和好评。在周总理访问索马里后不久，国内派出一个强有力的医疗队到当地医院工作（索马里总统曾在该医院当过打字员），初期医疗队全体队员都住在使馆内，我是兼职翻译，有时半夜救护车到，我就立即下楼随同医生去医院协助语言沟通。工作很忙，但没有一个人喊累。大家都以能为当地人民减少病痛、为贫苦民众服务为荣，以能为祖国争光为荣。由于医疗队医德高尚，技术精湛，在当地人民中享有盛誉，提到中国和中国医生，个个都会向你竖起拇指。索马里总统有次参加非洲国家首脑会议，坚持要为他治病的两位中国医生随行，后经国内批准成行。后来索马里外交部为两位医生向意驻索使馆办理了途径罗马的另纸过境签证（当时中意尚未建交）。其后几年，我国派遣许多专家和工人在索马里建设了一大批民众受益的项目，如贯通南北的公路、水井、剧场和工厂等。不少设施水在当地战乱中被毁，但水井、公路等基础设施仍在发挥作用。中国人民是非洲人民真正的朋友，这是历史和现实所证明了的。
坚持原则 不卑不亢
在对外交往中，要始终注意中国外交官的良好形象。注重礼仪，维护国格人格。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讲明道理，做到不卑不亢，平等相待。如果遇到傲慢无礼的谈话对手，则要视情作出适当反应。1963年初，一艘货轮因希腊船长突然死亡，被索马里基斯马尤警方扣留，船上多为香港海员，不得已向中国大使馆求助，我们随即赶赴南方港口。在了解情况确认船长系饮酒过量致死情况后，便写了一份报告交给当地警方并送一份给英国驻当地领馆。我奉命带领两名香港海员前往英国领馆。到了领事办公室，只见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也不看我们。我快步走到桌前，说了声“Stand up” ！对方本能的站了起来，待稍回过神来，反问我：“为什么叫我站起来？”我问：“这里有我们的椅子吗？”“没有！”“有我的椅子吗”？“也没有”。这时我就说:“既然没有，我们就都站着谈吧！”对方此时只好站着同我谈。我当时年轻，官位不高，但不能接受不平等的傲慢，因为我代表的是中国大使馆。
伟人风范 崇敬无限
由于工作关系，我曾多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国内为周总理担任翻译和在摩加迪沙为周总理下榻的国宾馆担任驻联络员，三次荣幸的陪同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在国宾馆用早餐。周总理崇高的思想、完美的品德、敏捷的思维、非凡的风度、简朴的生活和对普通工作人员的关怀是我永生难忘。周总理在结束访问前曾与使馆全体人员合影并到厨房与厨师亲切握手。我因留驻国宾馆值守，没有赶上照相，经向礼宾司长俞沛文同志提出，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特意与我们合影。这样，我就有了一张站在周总理身旁的照片留作永远的纪念。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的不幸消息通过电波传到罗马，全馆同志都泣不成声。当晚我不停地流泪，但也流不尽我对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万般哀思。韩克华大使率领全体馆员泣立在周总理遗像前念悼词时泣不成声，经过无数次泣停，才勉强念毕全文。在我记忆中，这时绝无仅有的一次，它充分说明了大家对敬爱的周总理无比的崇敬热爱和思念。
推动合作 互利互惠
作为中国政府派出的外交人员，首先要热爱自己的祖国，忠于职守，要不断熟悉所从事的工作并提高技能和修养，要在了解国情的同时了解对方国情。在说明我方观点，阐明我方立场，力争实现我方意图的时候，要认真听取对方意见，立足平等互利，也要为对方着想。切不可为单方利益而损害对方。我在驻意使馆先后工作十四年，从三等秘书到公使衔商务参赞，未敢有半点懈怠。在环境困难时，努力创造条件，及时推动双方合作；在环境顺利时，则更要保持清醒头脑，不盲目、不人云亦云，始终脚踏实地去做一些实在而有益双方的工作。下面说几件事：
意大利于1979年颁布了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相关法律。我国当时正处在改革开放之初，继续引进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如何利用法律推动中意合作是我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我翻译了与发展合作及出口信贷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作了必要的调查了解，适时向国内提出建议，起到较好效果。1981年，有一厂商向我外经部表示意政府可提供如“淮河洪水数学模型”等两个赠款项目，金额共200多万美元。外经部急电使馆要求48小时之内答复是否可行。由于我平时掌握了一些情况，联系渠道畅通，经过核实，给了国内肯定答复。1982年，我调回国内不久，又奉命单独到罗马推动一批项目的审批工作，任务按期完成返回北京，下机后，从机场直接驱车去中国银行总行向行领导汇报并交代后续工作，如带回的正式文本如何签退等。1980年我为促成外贸部第一批人员（10人）接受意大利国民劳动银行的安排，赴意培训半年，做了推动工作，并曾为此草拟双方都可接受的文件等。1982年以后，意政府有意通过提供赠款、政府贷款和混合贷款来推动对华经贸合作。经过国内大量工作和我使馆的配合推动，在几年的时间里，中意双方一共落实了大小一百多个合作项目，金额超过20亿美元（含赠款项目近2亿美元）。这些项目对扩大双边合作的领域和规模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意大利曾连续多年成为我国在欧洲的第二贸易伙伴。在众多合作项目中，不少是石化项目（如乙烯、聚丙烯项目）、机械制造项目（几百万千瓦的电站项目、菲亚特依维柯轻型车辆项目、天津无缝钢管项目等）、医疗卫生项目（北京等城市急救中心项目等）。1990年前后，天津无缝钢管项目曾一度被冻结，当时国内已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继续解冻。使馆急国内之所急。我主动约访意多位部长、副部长和相关司长、副司长，按照国内意图向意方阐明项目合作，特别是大项目合作对双方发展友好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有利于两国经济增长的意义。在1990年11月，庆祝中意建交20周年的招待会上，我找到意外长，确认它将主持部际委员会审查天津项目的日期，并征得外长的同意，可以在会后直接向主管司长了解情况。这样我在意大利部际委员会审查通过无缝钢管项目的当天晚上就把确切的情况（金额和贷款年限、利率等）通过传真报告外经贸部和天津市政府。午夜，在电文尚未到达北京之前，我又拨通时任天津市主管副市长张立昌同志的电话，告诉他有关一切。立昌同志接到电话十分高兴，说：“我正等你的电话呢！”时针已指到03：30，但我毫无倦意，觉得自己是在为国家人民和中意合作作者有益的事情。1990年及以后，我还努力参与促成与意方达成北京等机场使用由意大利阿莱尼亚公司提供的空中交通管制设备项目工作。
我在罗马期间曾接待过许多省部级领导同志，多时一天三批。我坚持把向领导同志认真介绍情况推动合作和陪同重要访问参加会谈视为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对于某些不太实际的想法，我也会提出自己的一些疑问，不盲目跟从。
心系祖国 沟通内外
外交官是沟通内外的桥梁，国人需要你，外国人也需要你。你要让人了解自己的国家，广交朋友，必须努力善于与各方沟通；要了解对方也要学会如何使人愿意与你沟通，做到知己知彼。不能讲空话，不得说假话。答应的事要有结果。办不成要有交代。不轻易许诺。
我在罗马期间，还有经常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应邀参加报告会、座谈会、讨论会，还不时要接受媒体采访。记得有一年，我大约每月至少有一次外出出席这类活动。我平时比较注意读报和收集资料，脑中有“货”，特别是数字记得比较多，这样，在介绍情况时，可以不用讲稿，视情况灵活直接表达，效果会好一些。通过这类活动作宣传介绍、回答提问、寻找商机、推动合作，效果一般比较好。浦东开发起步时，我也利用机会在一个午餐会上向与会工商界人士作了宣传，效果也是好的。一位原意大利议长和多届政府部长的对华友好人士曾两次对我说：“我们就是通过像你们这样的中国外交官了解中国和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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