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时任驻布隆迪使馆经商参赞的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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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8-20 14:15 文章来源：商务部离退休干部局 |
| 文章类型：摘编 内容分类：其它 |
老干部 常兴福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外经贸部派我到布隆迪工作，任经济商务参赞。当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机场时，已是傍晚时分，当时的参赞袁定忠同志与使馆的政务参赞刘尚耕同志到机场接我，另外还有经商处的二秘杨春和同志。到了处里后已经黑了天，大家知道我已经到了就都来看我，一位二秘赵桂清同志还为我准备好了晚饭。同志们都很热情，我的第一感觉就像是到了家一样，令我很感动。
到任后，还要听取前任参赞的情况介绍和接交工作，工作上的事情仍由袁定忠参赞处理。大概两三天以后，袁定忠参赞就开始向我介绍情况，全处同志参加。首先是介绍援助项目情况，因为布隆迪当时还在打内战，既没有在建项目，也没有新项目上马，老项目都已经移交，有一条公路移交后还经常进行维修；一个农场也基本荒废，种植很差；一座水电站已经转入技术合作，但不能正常履约；一个竹藤编织厂已移交多年，正在商谈维修和扩建问题；一个纺织厂还不错，基本上能正常生产；另外有两个医疗队，一个在首都，一个在基特加，先前在姆拉姆维亚还有一个，因打内战已经临时撤掉了。其次就是商务工作，布隆迪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而且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每年的进出口总额也只有一亿美元左右，我国每年向布隆迪出口也只有一百万至二百万美元，主要是轻工和纺织品。看起来当时的事情不多，工作也不是太忙。今后究竟如何？援建项目能否会较多上马？贸易额会不会有较大增长？我当时认为这主要决定于布隆迪的形势发展。如果能停止内战恢复和平，前途就是光明的，否则就会停留在目前那种状态。袁参赞介绍完了以后请其他同志作补充，同志们都表示没有什么补充的，袁参赞就让我说几句。在这个介绍情况的全体会上我发表了对目前形势和今后发展的看法，当时我初步觉得，经援和贸易在战争时期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一切取决于布隆迪的形势。只要战争能停下来恢复和平，经援和贸易都会有可观的发展，不然的话就只能维持现状。同时对同志们对我来后的热情照顾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要求同志们今后对我的工作给以大力支持，咱们共同完成部里交给我们的各项工作任务。介绍情况后的第二天，我与袁参赞进行接交工作。袁参赞把属参赞管理的文件和业务档案都一一向我做了交代，并说如果有什么不清楚地可以再问他。因为平常事情不多，工作也不太忙，接交起来就比较简单和顺利，很快就完成了接交工作。最后袁参赞对我说：“我走前还有些私人事情要做，也得做些必要的准备工作，明天开始你就正式上班吧。”自此我就正式上任啦。
上任第一天第一件事就是召开处务会，要求所有人员到会。一秘朱炳文（主管贸易）、二秘赵桂清（主管经援）、二秘杨春和（主管医疗队）、会计杨立雄等无一旷会。首先我说明开会的内容，请大家把自己分管的业务管理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准备如何做都说一下，我今天主要是听你们的。开会发言冷场的问题到处存在，起初大家都比讲话。我为了打破僵局，调剂一下气氛，我说咱们也学一下西方的文明，女士优先吧！说完大家都乐了，有的接着就说“赵秘就先讲吧”。从赵秘开始再没有冷过场，大家都讲清了自己的工作情况和遇到的问题。最后我说:“大家讲得很实际，也很全面，都说明白了。我个人认为，大家的工作是积极努力的，没有大的起色不是同志们的问题，是布隆迪的形式决定的，这不能怪大家。今后我们全体同志都要密切注意布隆迪的形势发展，把布隆迪的现实以及我们的展望及时报给国内，供国内参考，根据部里的指示积极开展工作，把咱们处的各项工作做好。进一步做好调研工作，要了解布隆迪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这样既能力所能及的为布隆迪做些事情，又能加强中、布两国之间的信任和友谊。我处目前开展的三项工作是发展中、布友谊的基本工作，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做好。今后我处每月召开一次处务会，各摊汇报工作情况，交流经验，要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共同完成任务。”
袁参赞离开布隆迪以前，陪我去拜会外交部亚非司司长、卫生部部长、农业部部长等，他也算顺便告别。通过拜会可以看出，中、布之间已经培育出了深厚的友谊，他们都对中国怀着真挚的感情，赞扬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爱好和平的伟大民族，中国是他们的真正朋友。既如此，我对他们也要表示自己的态度，“我祝愿中布友谊万古长青，对布隆迪对中国各方面的大力支持表示高度赞赏。我来布隆迪工作，一定在袁参赞工作的基础出上，进一步做好工作，为布隆迪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我到布隆迪后一个星期左右，张龙宝大使在官邸设晚宴招待我和袁参赞，不言而喻，这是一举两得，一是为袁参赞送行，二是为我接风，即经济又省事。有政务参赞刘尚耕作陪。大使很客气，也很好客，不断地给介绍这个菜好吃，那个菜好吃，还讲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常识 ，气氛热情和谐，深感无拘无束。
袁参赞临离开布隆迪前，袁参赞和我在饭店请大使夫妇吃饭，也是两事并举。袁参赞向大使辞行，我向大使报到请示，经商处全体同志作陪。气氛和谐，有说有笑。
我与张大使相处有两年多，给我的印象非常好。他人品高尚，待人和气，处事有原则，组织领导能力强，政治嗅觉灵敏，是外交战线上的一个好干部。
我在布隆迪工作了四年，与之打交道最多的就是亚非司司长代莱斯坦，我对他的评价是“友好、真实、随时可见。“他对我的评价是“布隆迪的好朋友，他要求我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不了的。”卫生部的合作也是不错的，在恢复穆拉姆维亚医疗队的问题上，他们也很积极，努力寻找医疗队看病和住宿的地方，力争看病、生活两方便的地方。经过两年的筹备，终于在一九九九年恢复了穆拉姆维亚的医疗点，解决了当地人民看病难的问题，深受当地广大人民的欢迎。在布隆迪工作期间，比较棘手的问题就是水电站的技术合作问题。水电站距首都六十余公里，由于战乱，来回路上很不安全。要求他们如果没有非常紧急非来首都不可的事情就不要来，以免发生危险。有时反政府武装借下雨天炸倒高压电线铁塔，造成大面积停电，同时还会停水，给生活带来很大困难。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重庆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不能正常履约，为选定一个人双方往往反复多少次，长时间派不出人来，现职人员又不太安心，每天总是担心水电站停机断电。为了正常履约和正常发电，经商处与重庆公司每月总有数次来往电报，要求重庆公司必须派符合条件的人来布，否则布方很难接受，既费时又费力，布方也会怀疑贵公司的合作能力，对工作是很不利的，在我离任前一直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就在一九九八年的秋天，郑兴良和张朝辉二人要来首都办事，车刚从水电站开出不太远，轧上地雷爆炸，连车带人反倒桥下河里，司机（当地人）当场死亡，郑兴良重伤昏迷过去，张朝辉轻伤无大碍。郑兴良得伤当地无法治疗，布隆迪的医院说只能转到巴黎。据此，经商处由我和一位二秘负责这方面的有关事宜。在布隆迪战乱时期，没有直通布隆迪的飞机，是转到巴黎还是转到国内，飞机是个大问题。经与国内电报协商同意，直转国内治疗。为抓紧转国内治疗，经商处赶快与布隆迪外交部、卢旺达和埃塞俄比亚两个经商处以及埃航进行联系，外交部同意用一架军用飞机把郑兴良送到布、卢边境，再用急救车送到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再转乘埃航到北京。但后来布方告知战乱时期不准飞，只能用急救车一直送到基加利。布隆迪----基加利----北京，这是当时最合理的路线，别无佳经。路线定下来以后，紧接着就与埃航定妥航班，并分别与卢旺达经商处的程参赞、埃塞俄比亚经商处的刘参赞和重庆公司联系，请他们协助做好一切接转机工作。同时确定布隆迪外交部负责派一名大夫，再从我公路组派一名大夫，共同护送郑兴良同志回国。由于各项工作都比较细致，郑兴良顺利的回到了重庆，两个护送大夫也顺利的回到了布琼布拉。这次转送病人所以能够圆满完成，是与布隆迪外交部得积极配合，卢、埃经商处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是中、布友谊的象征，是我国各驻外机构共同团结合作精神的具体体现 。
为了诚心诚意的帮助布隆迪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在没有批准的正式经援项目的情况下，经大使同意，我处利用大使基金在布琼布拉建了一个编织培训学校，学校建成后还举行了隆重的竣工剪彩仪式，使馆大使、我处全体同志和部分专家都参加了。学校负责人和大使分别代表布、中两方致词，赞扬中、布之间的真诚合作，指出建设这个学校的意义，为培训布隆迪人民的技术和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将会发挥积极的作用。仪式上还组织了打击乐、跳舞、表演唱等精彩节目。后来我到学校去参观过几次，学校办得挺好，每期学员都很多，而且培训的内容也有所增加，除编织外，又增加了烹调和缝纫。经过三个月的培训就可以结业，编制出成品在市场上出售，来维持自食其力的生活。这个项目的建成，也得到了外交部的赞扬和市民的好评。
从一九九八年末，就开始为一九九九年召开中布混委会作准备工作。主管经援项目的陈永红同志（一秘）很辛苦，经常到各有关部门去了解情况，弄清楚他们要解决的问题，都是些什么项目，每个项目大约要投资多少，这些项目与本国关系的重要程度，与人民生活的关系是否密切等。按照重要程度对他们提出建议，并请他们报送外交部。同时也要经常到外交部了解他那里收集到的资料，还要向他们做好宣传工作，要表明中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对友好国家的援助也只能量力而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一旦不能满足要求，也请贵国能够谅解。工作做得越细，对顺利召开混委会的作用就越大。最后把外交部定下来要在混委会上讨论的项目及时报给外经贸部，以备讨论研究使用。
一九九九年五月，徐秉金部长助理率团从佛得角到布隆迪召开中、布混委会。大使和我都作为代表团成员参加会议，会议由布方外交部长和中方代表团团长轮流主持。布方拿到会上讨论的项目有几十个，大约涉及金额一亿多美元，折合人民币八亿多元，这对中、布双方来讲都是天文数字，是不可能满足布方需要的。布方虽然提出的项目很多，但他也很通情达理，有些项目也只是提一提说一说而已，并不强烈要求，只在几个重点项目上进行了较详细的讨论，经双方充分讨论，最后确定了几个项目，其中包括：竹藤编织厂扩建、水电站科技合作、恢复穆拉姆维亚医疗队、提供经援资金两千万元人民币，使会议进行得很顺利，取得了圆满成功。会议结束后，石同宁大使设晚宴招待全体团员，宴会的气氛非常欢快热烈，互相祝酒声此起彼伏，每个人还在每个人的名牌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以示留念 。我们处作为部里的派出机构，也准备了一些水果和饮料招待同志们，并想聆听代表团的意见和建议，以便改进我处的工作。首先我向代表团介绍了我处的所有工作人员，主要是汇报我处当前的工作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请部领导给以指示，也请同志们多提意见和建议。代表团对我处为会议作的准备和接待工作表示满意，对我处的工作和要求没有表示什么态度。大家一起聊了一会天也就结束了，最后部领导和同志们按照我的要求参观了我们的办公室和宿舍，参观完了以后，代表团全体成员就乘车返回了宾馆。
会议结束后，布隆迪总统布约亚阁下在总统府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包括大使和我），双方对会议取得圆满成功表示祝贺，并盛赞中布之间的伟大友谊，气氛热烈，感情真挚，整个接见大厅充满了欢声笑语 。讲话后，总统和代表团每个成员合影留念。
代表团结束了对布隆迪的访问离开布琼布拉时，外交部长、亚非司司长、石大使和我都到机场送行。
经商处的在编人员基本上都保持五个人，四年相处当中，都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一秘朱炳文同志（高级经济师），尽管性子比较慢，但工作还是积极努力的，他主管过贸易和经援，不管做哪一项工作他都非常注意搜集资料和调研工作，对布隆迪每年的进出口总金额和物资总吨数都能统计出来，对布接受外援的情况，特别是接受联合国的援助情况基本上都能弄到。特别是能根据部里的指示精神对当地的矿物资源加强调研，取得资料及时报部。一秘陈永红（副教授）主管经援，另加文件和印鉴管理。他刚到任时，因为刚离任的二秘赵桂清同志是管经援的，而且贸易已经有人管理，所以陈秘就管了经援 。陈秘没有计较，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作为一个女同志单身在外已经是不容易了，自己又不会开车，做好工作就会有一定的难度。这个同志敢想敢干，作风泼辣，能根据处里的要求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一秘张道安，到处后，接替朱炳文的贸易工作，他本来是海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的业务干部，应该做经援工作。因经援工作已有人主持，不宜再动，所以就接了贸易工作，不计较专业，叫干啥就干啥，仅就这一点，我就很佩服。与他相处时间较短，就不再说什么啦。二秘赵桂清（女）同志，工作积极努力，是个外语干部，外语和业务都不错，而且工作积极主动，不用督促就可以做得很好。特别是在转送郑兴良回国的事务中，她不辞辛苦想方设法克服各种困难，完成转运任务。为此，在经商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秘杨春和同志，主管医疗队。医疗队在基特加一个，离首都一百多公里，在首都一个，在穆拉姆维亚一个，离首都三十多公里，平时没有什么事，只是在轮换前后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个同志性格温和，与同志们关系较好，有助人为乐的精神。会计杨立雄，中专毕业，业务水平较高，不需帮助就能单独完成任务。老实说，他在处里的时候，财务会计工作不用我操心，任务完成得很好。性格柔和，善待同志，与处里所有同志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喜欢踢足球，通过踢球也接识了一些布隆迪和其他国籍的朋友。会计徐兴乐，是个县农行的职员，刚到处里时，其业务水平是很低的，每个科目反应什么内容、如何填制记账凭证、科目间如何转账、年终结账时美元与当地法郎平均兑换率如何计算等，都不会。老实说，像这样的会计怎么能胜任呢？我想既然已经派来了就不能让他回去，真要送回去对谁都不好。我不相信我作为一个老财务处长就教不会他，教他只能是以事论事，什么地方有问题就在什么地方教。经过不断指点和具体帮助，总算是可以基本上完成任务了。喜爱打台球，有力气，也有一定水平，比处里其他同志都高。当然，他们也都是有缺点的，都是凡人嘛，哪能没有缺点呢？如果没有缺点那就是一个怪人了。在咱们相处的日子里，假如我有对不起大家的地方，请你们原谅，千万不要总记在心里。我希望有那么一天你们有谁看到我对你们的不完全的或者是不准确地评价时，不要有意见，我是不带任何成见说这些话的，是真心话。
布隆迪是一个好地方，全国各地到处都是一片葱绿，青山绿水抬眼可见。特别是布隆迪的西边，紧傍坦噶尼喀湖，湖面很宽，一望无际，一旦遇上大风，浪涌如海，浪尖上丁着朵朵白花，无风是湖面水平如镜，水色碧绿，清澈见底。平日有很多渔船在湖上你来我往，一片繁忙景象。岸边是宽阔的沙滩，沙滩边上是灌乔木混生的树林，里边有住家、酒店和旅馆，星期天有些不太多的当地人和外国人来这里休闲度假。由于战乱，旅游业一直发展不起来。
布隆迪的自然环境很好，全年平均温度是摄氏25度，非常舒服，真可谓气候宜人呀！正因为有这么好的自然条件，种什么长什么，农牧业应该发展得很好。但是，由于多年内战，很多人都不能定居，经常东奔西跑，根本无法种地和放牧。好歹山上有很多香蕉树，老百姓还能艰苦度日。我经常想，赶快停止内战吧，拯救全国劳苦大众于战火之中，彻底解除民族矛盾，把劲使在促进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上，让布隆迪各族人民都过上和平富裕美满的新生活。为此，我多次与亚非司司长谈过这个问题。看得出来，每逢谈这个问题时，他很同意我的看法，然而又表现出比较沉重的情绪，不难理解，他有难处，无能为力。
我在布隆迪工作的四年中，在部的领导下，我做了一些工作，也算为布隆迪的建设进了一份力量。一九九九年底陵志存同志到布隆迪接替我，已经做好了接交工作的准备工作。凌参赞到布两三天后，我就向凌参赞介绍布隆迪的形势和我处的工作以及存在和应注意的问题。其中包括:一、注意按全，特别是水电站，没有紧急事就不要来首都；二、水电站人员轮换问题，必须要求重庆公司派合格人员来布。接交工作也很顺利，因大家都是较长时间做国外工作，这个工作程序都是一清二楚的，各种文件、资料、档案，与登记册核对无误就行了。从此我就卸掉了参赞的职务，开始做一些回国的准备工作。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五日，是我离开布隆迪的日子。离开经商处时，使馆包括大使在内全体馆员都来送行，我们一一握手后就乘车到机场。到机场送我们的有汪可均政务参赞、陵志存参赞，还有经参处的全体同志，安徽公司的胡鹤鸣明夫妇，公路组的三个代表。布方外交部亚非拉司总司长代莱斯坦和纺织厂厂长小代莱斯坦也来到机场送行。我和夫人乘卢旺达的飞机离开布琼布拉，两小时后抵达基加利。后经巴黎乘国航于十二月十三日回到北京。（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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