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坛党支部 王从民
我今年96岁了！回顾我走过的路，有两段经历在心中打下了深深烙印，我觉得这也是一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鲜血、汗水、泪水铸就的苦难和辉煌的历程。
战时留影（左一为王从民）
1938年,13岁的我参加革命。这一年，冀东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冀东10万民众抗日大起义；一件是大汉奸殷汝耕成立了伪冀东自治政府，总部设立在通县。冀东当时的局面非常混乱，遍地都是军阀、日本兵。那一年我初小毕业，准备去读的南岗高小被日本人烧毁，失学在家。也是那一年，驻扎在我们村附近的一队日本兵，因为中队长夜晚被杀，整日搜查，闹得整个村庄鸡犬不宁，老百姓叫苦不迭。恰逢邓宋支队从平西前往冀东，支援冀东起义，而我的两个哥哥都已经参加革命，父母决定把我也送去参军。1938年7月，父亲带我去八里路外的村庄报名，13岁的我尚不符合参军条件，33大队2营的教导员彭立夫和我二哥是同学，他看我虽年龄小但个头大，就破格留下当卫生员，负责为大夫背药包。后来冀东的局面发生了变化，各大队要回到平西汇合，因我年纪尚小，不到参军的年龄，教导员打算把我送回家。那一年中秋节，部队住在蓟县马申桥，晚上教导员询问意见，我思前想后，决定跟着部队一起走。那个时候敌人封锁的还不算厉害，一路比较顺利，沿途打过两次小仗，有惊无险。从延庆到昌平时有个小插曲，深夜过铁路，领导命令大家迅速安静通过，但是很多人没有见过铁路，忍不住停下来摸一摸，使得后面的人压倒前面的人，发出了声响，被日本兵发现。他们开着轨道车过来，一边扫射一边用探照灯晃照，我们急忙卧倒隐蔽，可能是日本兵发现我们人多，没敢停车，我们躲过了一劫。
到了平西后，我们33大队改名为七团，进驻涞水、义县、房山、涿州一带。在门头沟、斋堂、清水住了一段时间后，春节前到达野三坡。当时已是寒冬腊月，我们还穿着单衣单裤，我靠离家时带的一件线衣，勉强撑到春节发棉衣。春节后，我们又向九渡行进，由山南出发，上山三十里、下山三十里，每人带一茶缸小米饭，渴了喝山泉水，走了一天一夜，之后就一直在这一带活动。后来国共合作，我们团被编排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吃饭穿衣有了保障，每个月还可以领3块钱的津贴。1939年日本人对九渡根据地的扫荡是春、秋两次，1940年敌人增加扫荡次数，他们还实行惨绝人寰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长城内外制造大片无人区。同时，国民党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停止了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我们的军需供应也停止了，斗争和生活变得异常艰苦。
在这艰苦岁月中，有几次战斗印象非常深刻。
第一次是伏击战，发生在1940年反扫荡期间。一天早上，我们在转移的途中被敌人盯上，跟了上来，营长发现前边有一个山沟的地形很适合打伏击，于是部署三个连队分别埋伏在几个山头，留一个连队诱敌入瓮，当鬼子大摇大摆进入山沟后，我们迅速扔手榴弹、开枪射击，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搞的手忙脚乱，短时间失去了抵抗力，这一仗一共打了半个多钟头，消灭敌人50人。
第二次是接应日伪军起义。驻扎在涞水县横圻镇130多人的伪军队伍的中队长，不愿为鬼子干事，私下联络我们想要起义，军区司令同意支援他，派我们营去接应，我们夜里出发，抵达后成功接出一百多名起义伪军，他们后来成为抗日的有生力量。
第三次是车厂之战。车厂村形状是个瓮城，里面是山沟，外面是平原，易攻难守。一天夜里，我们正在休息，从涞水、易县来的敌人乘着夜色向我们发动突袭，大家紧急集合，迅速进入战斗，10连在山外应战，12连在村口阻断敌人，10连想抢占南边的山头，行进至半山腰与敌人迎面撞上，为避免过多伤亡，10连连长决定由他带领一个排阻击敌人，指导员带领另外两个排撤离，由于10连长和战士英勇抵抗，牵制了敌人的兵力，我们全营迅速转移至北山，脱离了险境，减少了人员伤亡。这一场战斗，我们和敌人都损失很大，我们连长也牺牲了。
第四次是石亭之战。石亭原是解放区，被一个中队的鬼子和一队伪军强行占领。石亭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上级给我们3营的任务是必须夺回石亭。那天晚上出发后，天就下起了小雨， 12连走在前面，在进入石亭后与营部失去了联系，通讯班联系不上12连，营长让我吹号，号声与12连取得联系，也引来了鬼子，敌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我们发动进攻，我们紧急撤退，卫生员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我和卫生员是同一年当的兵，岁数差不多，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的突然离去令我非常伤心，几十年后仍然能清晰的回忆起他的音容笑貌。这一仗最终因为我们的提前暴露失败。
第五次是木井村空袭。我们是晚上进驻木井村，早上起来我和营长在院里洗衣服，忽然听到了防空号音，敌人的飞机来了，我躲在屋里的炕沿下趴下，炸弹声此起彼伏，房子也被炸塌了，房梁从我身边倒过去，过了很久才见到光线。后来知道，我们进驻的当晚就有特务从后墙跳出去给涞水县的敌人报信，这个特务也被我们揪了出来。
第六次是涞水之战。1940年“百团大战”，7团接到攻打涞水县的任务，我们三营负责阻击高碑店方向敌人的任务。夜间进入阵地后，我们先拔掉铁路上的道钉，进入准备好的掩体，准备阻击敌人。涞水方向打响不久，敌人的轨道车就开过来了，敌人边走边用探照灯照，用机枪向外扫射，进入我们阵地后，敌人的车脱轨了，走不动了，冲锋号一响，手榴弹、子弹同时向轨道车打去，敌人被我们全部消灭，还缴获了两挺机枪、十几支步枪。但是，打涞水县的主力部队，因日本兵镇压了准备起义的伪军，未能里应外合，未攻下涞水县城。
第七次是支援冀东。1941年是斗争残酷的一年。这一年上级决定从平西抽调一批干部前往冀东，支援冀东的抗日斗争。我这时也被抽调前往冀东的干部队伍之中。这距离我离开冀东已经四年之久，在回冀东之前我去看了两个哥哥。回冀东的路途非常艰辛，由于当时永定河上还流冰，我们在地委住地等了一个多月，进入平北根据地后，总有大批敌人追击我们，10团领着我们在平北转了一个多月才甩掉敌人。由昌平前往冀东的路上，有一天下午我们由昌平的山里出发，一路向东，朝平谷的鱼子山行进，下山后我们跑跑停停，天亮才到达潮白河边。过河后敌人跟上来了，我们边打边上山，周围都是敌人的子弹从我们身边飞过，直到山口10团护送队开始还击，我们才缓和下来。下山后听老百姓说刚有100多个鬼子向响枪的地方去找你们了，我们赶紧过马路上山。鬼子又跟上来了，由于敌众我寡，只能隐蔽战术，我们躲进了一个小山沟，鬼子没有发现我们,沿路就追下去了，等他们过去之后我们跟在敌人后边继续行进，到蓟县盘山,13团来接我们，将我们安全护送到兴隆。
还有两次是到冀东后发生的。一次是在滦河边上，当时敌人放出谣言“冀东的八路军都被消灭了，冀东是日本人的天下”，为了破除谣言，我们主动出击，到敌占区周边打游击，不断袭扰敌人，让百姓觉得八路军仍在身边，增加大家抗日信心。另一次是我们住在三汝河时，一天早上，鬼子偷袭我们，参谋长发现敌人的数量很少，命令我吹冲锋号迅速集合部队，两个团的战士冲出去消灭30多个日本兵，我们发现被打死的鬼子平均年龄才十五六岁，分析当时敌人的兵源已经非常匮乏。
1943年因为身体原因，我转业到遵化县工作，任区委委员兼区小队指导员。
1964年，我进入外经委工作，1968年参与援建坦赞铁路项目。坦赞铁路全长1860多公里，其中建桥320座，修隧道22座，车站93个，房屋37万多平方米，铺电线线路1900多公里，运量为200-500万吨的铁路工厂在坦、赞两国各一个。在物资和人力方面，我国共支援钢材31万吨、木材15万立方米、水泥33万吨、机车120台、车辆2100台、客车100台，最多的时候工程技术人员13000人，民工50000人。该铁路于1970年10月开工，1975年6月全线铺通并投入试运行，1976年7月正式移交坦、赞两国政府。这也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
历史上，非洲南部一直被英国人和葡萄牙人占领，1964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民族独立后，交通被西方国家封锁，丰富的矿产、木材无法出口，生产生活用品进不来，坦赞两国首先寻求西方大国和苏联帮助修建这条铁路，均遭拒绝；转而求助我国政府，我国出于对广大非洲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支持，为增强中、坦、赞三国的友谊，经三国领导人商讨，中国政府援助坦、赞修一条铁路，作为出海通道。1967年9月，中坦赞三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修建坦赞铁路的协定。
1968年，铁路组组长布克和我达到坦桑尼亚后，与勘测队一同考察、勘测，设计了北线、中线和南线三条线路，经过筛选，敲定工程量较小的南线。方案经国内批准后，我们开始做施工准备，国内的物资运输量很大，两个客轮轮番运送工程技术人员，货轮轮番运送木材、钢筋、水泥。一切就绪后，1970年10月，我们举办了开工典礼，时任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方毅、铁道部部长郭鲁和坦桑总统尼雷尔、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出席了典礼。开工后，铁路组希望将铁路的第一期工程502公里在一年内完成，以方便运输物资，坦方在报纸上登了这个消息，给我们施加了很大的舆论压力。
工程刚开始，开展工作非常困难。坦桑尼亚地理位置位于，南纬5度，靠近赤道，天气炎热，一年只有两个季节：旱季和雨季。旱季酷热，雨季大雨滂沱，导致地面植被丰厚，灌木乔木丛生，测量无法进行，放样极度困难，后来法国转来的大功率的推土机运到后，用机械清表才解决了问题；许多地区荒无人烟、野兽群居出没，蚊虫散播着疟疾和黄热病，施工条件异常艰苦；当地也没有青菜，只能依靠从国内带去的菜籽，自力更生开荒种菜种瓜养猪，来解决生活的不足……虽然工作、生活均面临着重重困难，但是人们的工作状态非常积极，充分发挥主动性，排除万难，抓紧进度。1972年12月坦赞铁路第一期工程502公里按计划到达终点姆林巴车站，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创造了一个奇迹。
坦赞铁路工程量最集中、难度最大、工期最长的控制工程段是姆马段，也就是姆林巴到马坎巴科段。长约150公里，要将铁路从海拔200米提高到2000多米，要修许多隧道、架桥、几十米高的大护坡等大工程，技术难度相当大，另外，这一带是无人区，山沟里全部是泥浆，土方量也相当大，坦桑的工人不会干也不愿意干，只能由中国的工人先做示范，带着他们干。为保证施工进度和施工质量，就这150公里线路勘测队共做了2000公里长的20个方案，然后一个一个方案比较，确定6个方案，在这6个方案基础上再选出2个，最终确定一个。我和工作组组长布克也参与了其中。1973年10月，坦赞铁路的铺轨到两国边界通杜玛，这一段工程进度比较快，赞比亚方非常热情，请我们参观他们的铜矿，总统卡翁达还特意在家举办了家宴款待我们，他还亲自为我们冲咖啡，显示出他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这一段通车后我就回国休假了，检查是左心室劳损。由于病情严重，只能放弃原本打算干到铁路全线通车后再回国的计划，提前结束在驻坦桑尼亚使馆的工作。
2011年部里组织代表团重返坦赞铁路考察，赶上中东多年不遇的大暴雨，其它的铁路都瘫痪了，只有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还在正常运行。坦赞铁路又被称为“中非友谊之路”，是我们用汗水、鲜血和生命与坦、赞两国铸成的友谊永恒丰碑。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我们曾经贫穷破旧的城市已是高楼林立，曾经物资匮乏的市场已是琳琅满目，曾经孤立无援的祖国如今正在引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用一生见证了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进行了改革开放，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文章由王从民口述，本刊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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